我们踩着的只是两个脚印，我们看到的只是四角的天空。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以下引用的文献，皆来自《社会学与中国社会》中的收录。这些被收录在这里的文献，好像是作者专门为收集到此书时加工的，比作者在杂志上发表同名或名称相似的文献更长，资料更丰富，内容更全面。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李培林，李强，马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9 ISBN:978-7-5097-0290-1
代际继承
当前的社会流动具有一些封闭性特征。比如，处于较高等级地位的职业群体或处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如党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在经济改革开始之后，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同时，较低等级职业群体成员的子女进入这些职业群体的门槛明显增高。
出身于不同阶层家庭的人成为党政领导干部的机率有明显不同。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最可能成为党政领导干部，这些人的子女100个人中约有7个成为党政领导干部（6.6%）。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党政领导干部阶层也具有一定优势,这两类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大约有3人能成为党政领导干部（3.1%和2.7%）。自雇劳动者和小业主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大约有两人进入这一阶层（2.2%）。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进入党政领导干部阶层。农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进入党政领导干部阶层。这显示出领导干部阶层具有一定程度的代际继承性。（李春玲 《移民与社会流动》）
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富裕阶层产生和膨胀比较迅速的时期，原先经济地位低下者后来跻身于富裕阶层者比例较高。然而，自 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经济地位低下者进入富裕阶层的比例明显下降，富裕者来自同阶层或临近阶层的比例上升。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一个穷人想变为富人的话，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9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此种机会大大减少了。
在50～70年代打碎阶级实验的时期，中国城市的居住模式是阶层混杂型的。比如，在城市里“单位大院”的居住模式中，高层人员和低层人员都居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甚至同一幢楼房里。由于当时采取的非市场型的“分房模式”，将家庭人口、是否结婚、参加工作年限等看作最重要的分房记分标准，所以，分房、居住与经济分层没有关系。近来，随着居住房屋的市场化，因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异造成的阶层区隔正在形成，城市中形成了一些高档社区、高档物业小区。在这里，房屋的价格和物业管理的价格都十分昂贵，只有一些富有阶层可以承担。（李强：《社会分层》）
(高校学生)在学科专业分布上也有明显的阶层属性。热门专业中来自知识分子和社会管理者家庭的学生占 57.24%，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只占 34.06；冷门专业则相反，来自知识分子和社会管理者家庭的学生只占 38.3%，而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却只占 50.17%。（杨东平《教育和公平》）
热门专业的分数线一般比较高。但是“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线普遍高出高阶层的子女”：从平均来看，平均分从低到高的次序依次是：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将三类专业（热门专业、冷门专业、艺术类专业）平均计算，则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的平均分（ 571.3 ）最低，比农民阶级子女的平均分( 610.1 )低 38.8分。杨东平（《教育和公平》）
（看起来似乎是工农兵的学生能考出高分，但不知道怎么用。控制着学生流动的因素是什么呢？认知范围？学费？大学所在地的消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