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长时间地待在安阳老家是2009年的夏天，那时候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南城的家里，跑到安阳钢铁厂生活区旁边的驾校练习开车。等待南方的学校开学，日子过到悠长而慵懒。和我一批的驾校学员大多是钢铁厂的技术工人师傅们。在我依然抽5元钱一包的红旗渠牌香烟的时候，他们会扔给我一根10元钱一包的红旗渠牌香烟，然后傲气地说，“抽我这个，对身体好。”
技术工人师傅老张才刚刚40多岁，发际线已经快到了脑后勺。他戴着金丝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眼神却带着一股工人阶级特有的油滑。老张总是谈起自己的工作和收入，一脸洋溢与自豪，“我儿子快要读大学了。因为牵头技术革新项目，厂里发了一笔奖金。我告诉儿子好好学习，老爸在物质生活上永远挺你。”他操着的是有一点故作铿锵的普通话。
从我出生在这个城市的很长一段时间，京广铁路横穿了它的中央，铁路往东是土著居民的地盘，铁路以西则是钢铁厂的世界。重工业时代的大工厂总是伴随着相关的工业生活配套设施，于是钢铁厂成了城市，几乎和东边区域面积相仿，自小长在老城根的土著居民将“外地人”的钢铁城为铁西，调侃他们矫揉造作、略带铿锵的普通话语调为“钢普”。直到我们求学或者求职于离家千里的外地，碰上老乡聚会，依然会对操着这种语调的乡党进行调戏。在被地域歧视最为严重的省份，依然避免不了时时事事的阶层区分与话语体系。
安钢里的技术工人是城市里的最后一批平民贵族，2009年大概是这批人群最后的荣光。作为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仅存的好企业，在这一年钢铁厂对于安阳城GDP的贡献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国企里的厂长干部还是政府部门的座上宾，围绕钢铁厂产业链的个体户个个赚的盆满钵满，在钢铁城形成了若干个“亿元村庄”，依托于厂子的大树，钞票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般。“进钢厂”也成为了大多数安阳人民的心愿。而技术工人原本就是钢厂的主体，他们迫不及待为的子女选好未来几十年的出路，“在外边瞎混什么，回来吧。烧个锅炉也好。”
然而就在一年之后，钢铁厂风光无两的事业轰然倒塌。日夜冒着浓烟的烟囱关停了一半，又过了一年全部关停。2010年，钢铁厂实现净利润仅6944万元，到2011年，迅速下滑至3786万元。到2012年，甚至出现35亿元的巨亏，1年亏掉了8年的利润。
我最后一次见老张是在当年一起去考驾照的考场，抽了他一只10元钱的红旗牌香烟，想寒喧几句消除他的紧张，他早于我进桩考的考场，不一会儿喜笑颜开跳着回来，过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这座现在只能靠着“曹操墓真假风波”和“安阳彩民中3.59亿元巨奖”这种花边新闻博取眼球的安阳城，还是个低调内敛的工业城市。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代，大到钢铁机床电视机，小到香烟内衣灯泡，三步一企、五步一厂，工业的繁荣滋生了平民社会的发达。
在夏季最炎热的时光，洹河岸边会摆上成片的地摊，砂锅、烧烤、田螺以及种种的凉菜与河鲜，食客骑着三枪牌或者飞鹰牌的自行而来车，这些牌子曾经与凤凰永久一样享誉全国，他们喝着的是魅力牌的啤酒。露天的电视机的玻壳大多是安阳本土造的，当时技术水准仍旧是亚洲第一。
夏天同样是记忆深处最欢乐时光。在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是我爸厂子分的小区。每到傍晚时分，厂里的老师傅这个时候会搬着马扎一屁股坐在厂子与生活区交界的地带，一聊天就是一个下午。借着放暑假的功夫，我和几十个孩子就在小区的周边日以继夜地玩耍着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游戏，直到傍晚被贾君鹏的妈妈喊回家吃饭。
有时候我还会骑着自行车，到处寻找小伙伴们游玩。食品厂的仓库是幼时的百草园，小学同窗好友的爸爸是那里的经理。宽旷的区域为我们的四驱车比赛提供了完美的赛道，破旧的篮球架子对于在上小学瘦弱低矮的我们，仍旧无比高大，于是便发明了“端尿盆”的投篮方法，完成了我“运动生涯”的启蒙。
在周末的时候，我爸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去洹河北岸的纱厂生活区泡澡堂子。那几乎是我最欢乐的时候。纱厂周边的小吃直到今日也让我难以忘记。每一个烹饪的厨师都像是不世出隐居的大师。最爱吃的是一种叫做“白吉馍”的肉夹馍，摊主会用一个陶制的缸储存蛮熟腊汁腌制的带皮五花肉，老远就能闻到桂皮的清香。白饼在抹着石灰粉的灰窑里烙熟，上面烤成将焦未焦的脆皮。每当切肉时，师傅要将肥瘦肉按比例取拿出来，放在有年轮的木制砧板上抹平，然后浇灌汤汁，甩开膀子有节奏地把肉块儿切成浓浓的肉沫。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安阳人民来说，穿梭于各个工厂配搭的生活区寻觅小伙伴，就相当于穿梭在北京的大院与台北的眷村。
我不知道安阳城的工业什么时候开始呈现了衰败的迹象。我爸的厂子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败落，最后一任厂长将原来属于国家的资产变卖后扬长而去，爸爸只能被迫下海。可各个厂子的工人群体依然交替成为城市的新贵。90年代中的纱厂，90年代末的玻壳厂，21世纪初的卷烟厂以及钢铁厂。
后来，河南烟草整合，安阳烟厂、新郑烟厂、洛阳烟厂合三为一，因为“红旗渠”品牌具有最有力地位的安阳卷烟厂反而没有获得整合后的有力位置，总部设在了离省会更近的新郑。安阳玻壳厂新上马的生产线“安飞”降落在了省会，逐步成为各方领导人参观的“博物馆”。安阳机床厂象征着低调务实安阳人改天换地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经靠着双手挖出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但因为缺少政策和资源的支持也逐渐雨打风吹而去。
直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逐渐走到尽头，安阳城的工业忽然就呈现了衰败的迹象。钢铁厂陷入困境，剿灭了这个城市最后一批平民贵族。
我最后一次吃“白吉馍”是在几十年后的广州。铺主是我的老乡，他用液化气的罐子在燃气炉上烤饼，肉就放在露天的铁桶里，切了几下，拿着菜刀的手不知道歪倒到哪里去。
工厂终究成为了孩提时特别特别遥远的记忆，逐渐长大后的我成了那群居住在“红旗路”、“解放路”和“自由路”之间的孩子。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安阳市委和市政府就矗立在这片区域。
“红旗解放自由”，再往南走就是安阳的老城区。老城被一条从我记事起就散发着恶臭，被污泥浊水包裹着的护城河包围。我外公家门前就是护城河边，自小顽劣的我没少对着河水喷洒肥料。老城区的房屋房檐上大多是长着杂草、窗户狭小的杂院，遍布在蜿蜒曲折的老城街巷之中。“九府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老城区就因为北大街的仿古建筑成为了重要的商业区，森马、美特斯邦威取代着杰克琼斯、李维斯代表着安阳人的审美与品位。不同于工业的凋零，商业依旧在安阳人的生活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高铁刚降临在这座曾经依靠京广铁路推动经济发展的城市，是在2012年。它将古老的安阳城市再度唤醒，却也是昙花一现。到省会不足1小时，到首都北京也仅仅需要两个半小时。高铁站建在了距离市中心10多公里的东区，带来了城市新一轮的扩张。我妈曾经不止一次和我通电话，要将房子搬到荒无人烟的高铁站旁。房价早就被炒了一轮又一轮，冒着虚火的气息。“好歹是东区。”我妈这样说。
这并非这个城市第一次扩张。文峰大道成为安阳城最繁华的地段是在2000年前后，它踏着“九府十八巷七十二胡同”的尸体，将几千年历史的老城区从中间就“一刀两断”。顺着这条路往东，当年的“大院”与“眷村”若干年后被一个个拔地而起公务员小区所取代。新的市委市政府告别了“解放红旗自由”，撒开脚丫子向东飙去。公务员小区和巨大的华而不实的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喷水广场就围绕着像官帽子一样的市政大楼。城市的权力框架被重新瓜分，割裂成老城、铁西与东区，公务员团体成为了城市仅存的“精英”。新一辈的年轻人没有了老一辈改天换地的韧性与干劲，大多选择了子承父业。公务员依旧是小城里最吃香的行业。
尽管如此，城市的疯狂扩张和商业的勉力维持抵消不了工业的衰落，安阳从一个曾经GDP长期把控全省第三把交椅的城市，一步步滑向边缘化的深渊。曾经辉煌在黄金时代里的平民阶层开始在消亡，一刻也没有中止。
编写《致青春》与《黄金年代》的安阳籍编剧李樯，他的成名作叫做《孔雀》。每当看这部电影，我都会想起自己的家乡：背景是安阳古老的钟楼墙体，张静初饰演的姐姐的梦境构成了安阳梦境的主体，在古典荣耀和现实凌乱交错撞击之下产生的主题，如孔雀之题目一样，一种外在的骄傲和内在自卑产生的矛盾体，忽然间在成长之后被恶狠狠剥离出梦境，变成啼笑皆非的喜剧，这也就是安阳。再往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将自己的笔名定为“孔雀先生”。
我最后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也是在2009年的夏天。那是我第一次坐着动车背井离乡，几年之后高铁又将离家的速度提升。在经过文峰大道的时候，忽然看到已经成为城市地标的文峰塔，孤零零立在马路中间，耳机里是痛苦的信仰乐队的歌曲《安阳》，从此安阳就变成了我永远的故乡。
“文峰塔，摇滚的电波，在夜里轻轻歌唱，回忆是淡淡忧伤。安阳，安阳，别离的话不必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