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5年4月，一个伟大的人物去世了。他名叫亚历山大·里奇(Alexander Rich)，是当世仅存的几位缔造了现代分子生物科学的生物学先驱之一。他享年90岁，过去57年里一直是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教授，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他还在继续工作。
在《纽约时报》的讣告中，作者德妮丝·杰林(Denise Gellene)讲述了里奇生前取得的科学成就：1973年，在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至少在理论上）得出DNA的结构20几年之后，里奇证实他们的论断是正确的，使用“X射线产生出了著名的双螺旋结构的清晰图像”。之后，他又继续发现了核糖核酸(RNA)的结构，以及RNA将遗传信息翻译到DNA当中的方式，这些发现都十分重要。他在RNA和DNA方面开展的工作是生物技术及生物技术产业的一个基石。
里奇是一个兴趣广泛的科学家。在2008年获得一个重要奖项后制作的视频中，里奇谈道了“得出发现时的兴奋。你看到了新东西，”他说。“我读到别人的发现时，也会促使我对大自然产生相同的敬畏和惊奇。”
在里奇的一生中，遇到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在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手下工作，认识克里克、沃森以及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和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等等伟大的物理学家。里奇参与创立了数家公司，他指导过的科学家接下来又相继做出了重要的发现。他帮助建立了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研究学院(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如今它成了该国领先的科研机构之一。他是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的成员，这个组织创始使命是销毁核武器。与里奇关系紧密的麻省理工科学家菲利普·夏普(Phillip Sharp)写道，“亚历山大度过了丰富而重要的一生。”的确如此。
然而本周我回顾他的一生时，有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这三件事不仅体现在里奇身上，而且在那一代的大多数杰出人物身上也都有体现。
首先，打下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异常艰难，而且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曾是里奇大学室友的哈佛大学(Harvard)科学家杰克·施特罗明格(Jack Strominger)回忆道，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联邦政府并不像今天这样向科学家发放拨款，所以单单是拿到科研经费就相当困难。
“你今天走进实验室里，能看到成排的仪器，”施特罗明格说。但当时得到实验设备要难得多，而且也没那么精密。他说，“迟至1980年代，X射线晶体学都还是一个很难的领域，现在一个年轻人就可以很快做好。”里奇经过了很多年——很多年的试错——才终于通过X射线晶体学的手段，证实了克里克和沃森研究发现的双螺旋结构是正确的。“坚持不懈就是幸运，”里奇曾这样说。这对于他那一代生物学家来说，无疑是成立的。
第二个洞见在于，当时的科学家多么乐于协作。一个例子是被称为“RNA领带俱乐部”(RNA Tie Club)的组织，里奇就是其中的成员。由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建立的这个组织，目的是通过协作研究出RNA的结构。（每一位成员都得到了一条印有黄绿相间的RNA螺旋图案的领带，俱乐部因此而得名。）尽管成员间聚会并不频繁，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会传阅论文，自由地交流观点，不用担心自己的观点被人偷走或误用。
这种程度的合作，如今在科学界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所有领域的竞争现在都更激烈了，”施特罗明格说。今天的科学家更倾向于找一些能够主导的细分领域，他们争先恐后地要抢在对手前面发表论文介绍自己的发现，要么就是抢着开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赚到数百万美元。施特罗明格说，“很难再找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了。”
最后，我们还能感觉到，他们投身科学事业不是为了发财或成名，这一点在里奇身上尤为突出。他们热爱科学只是为了科学本身。里奇会给其他科学家打电话，常常是在傍晚，只是谈工作。“我从来没有见过亚历山大说其他科学家的坏话，即使他有理由那样做时也不会，”马里兰大学医学院人类病毒学研究所主任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这样说。“他对科学感兴趣是出于科学本身，我不知道谁在这一点上还能超过他。科学就是他的生活，他热爱科学。”
在与施特罗明格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在89岁高龄仍然每天去工作。我问道，为什么像他和里奇这样的科学家，不退休呢？
“为什么要退休？”他回答道。“工作太有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