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景观生态学的内容，也提到了景观生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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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景观生态学
自20世纪30年代德国生物地理学家C．Troll提出景观生态一词以来，景观生态学作为生态学中最年轻的学科在过去的20多年中得到迅猛的发展．在现代地理学和生态学结合下产生的景观生态学，以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为依托，吸收现代地理学和系统科学之所长，研究由不同系统组成的景观结构、功能和演化及其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探讨景观优化用于管理保护的原理和途径。其研究核心是空间格局、生态学过程与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景观生态学强调应用性，并已在景观规划、土地利用、自然资源的经营管理、物种保护等方面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其中，在景观生态评价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
2景观生态的“斑块—廊道—基质”模式
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和基质（matrix）是景观生态学用来解释景观结构的基本模式，普遍适用于各类景观，包括荒漠、森林、农业、草原、郊区和建成区景观（Forman and Godron，1986），景观中任意一点或是落在某一斑块内，或是落在廊道内，或是在作为背景的基质内。这一模式为比较和判别景观结构，分析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和改变景观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和可操作的语言。这种语言和景观与城乡规划师及决策者所运用的语言尤其有共通之处，因而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与观察结果很快可以在规划中被应用，这也是为什么景观生态规划能迅速在规划设计领域内获得共鸣，特别在一直领导世界景观与城乡规划设计新潮流的哈佛大学异军突起的原因之一。
运用这一基本语言，景观生态学探讨地球表面的景观是怎样由斑块、廊道和基质所构成的，如何来定量、定性地描述这些基本景观元素的形状、大小、数目和空间关系，以及这些空间属性对景观中的运动和生态流有什么影响。如方形斑块和圆形斑块分别对物种多样性和物种构成有什么不同影响，大斑块和小斑块各有什么生态学利弊。弯曲的、直线的、连续的或是间断的廊道对物种运动和物质流动有什么不同影响。不同的基质纹理（细密或粗散）对动物的运动和空间扩散的干扰有什么影响等等。围绕这一系列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景观生态学得出了一些关于景观结构与功能关系的一般性原理，为景观规划和改变提供了依据。
3景观生态规划的一些基本原理
尽管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生物运动的观察得出的，但它们具有关于运动和流动等景观格局关系的一般性意义，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景观。在景观生态规划，这些基本原理体现在对景观元素空间属性及由景观元素所构成的空间格局的设计上，（详见俞孔坚，李迪华，1998）它们包括：
（1）关于斑块的原理，即关于斑块尺度、斑块数目原理，斑块形状和关于斑块位置与景观生态过程的关系原理;
（2）关于廊道的原理，即关于廊道的连续性、廊道的数目、廊道构成、廊道宽度与景观过程的关系原理;
（3）关于景观基质的基本原理，即关于景观的异质性、质地的粗细与景观阻力和生态过程的关系原理;
（4）景观生态规划总体格局原理，包括不可替代格局，“集聚间有离析”（aggregate.with.outliers）的最优的景观格局等等。
4景观生态学的度量体系与景观生态规划
除了上述运用景观生态概念和原理在近年景观规划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外，景观生态学的度量体系也将为景观生态规划向着更科学和定量化的方向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景观生态度量体系被认为是将生态知识应用于规划的有效工具（Leit o and Ahern，2002）。特别是景观生态学的形式语言和景观规划语言是可以相通的。
对景观生态来说，景观结构由两个基本要素组成:（a）成分（component）和（b）建构（configuration）。成分不包含空间关系信息，而是由数目、面积、比例、丰富度、优势度、（Turner，1991;Riltters，O'Neill，et al，1995）和多样性指标如Shannon和Simpson指数（Gustafson，1998）等来衡量。而景观构建则是表现景观地物类型空间特征的，即与斑块的几何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相联系的，如尺度和形状、适应度、毗邻度等。连续性是景观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的结构（也是功能）的衡量指标，它尤其在生态网络概念上非常有意义，而网络的连续性可以根据图论的原理来进行衡量（Forman and Godron，1996，p417～419;Forman，1995，p274）。
景观生态学对景观有上百种度量方法，但许多度量方法都是相关联的。以下是几种核心度量，它们被认为可以应用在景观生态规划中（Leit o and Ahern，2002）：
（1）景观成分度量:斑块的多度（PR）和类型面积比例（CAP）;斑块数目（PN）和密度（PD）;斑块尺度（MPS）;
（2）景观构建度量:斑块形状，即边长面积比（SHAPE）;边缘对比（TECL）;斑块紧密性（RGYR）和相关长度I;最近毗邻距离（MNN）;平均毗邻度（MPI）;接触度（CONTAG）。
这些生态度量对景观规划及管理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但就目前来说，在景观生态学的定量分析基础上的景观规划还远没有成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景观生态规划还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
5景观安全格局途径
大地景观是多个生态系统的综合体，景观生态规划以大地综合体之间的各种过程和综合体之间的空间关系为研究对象，解决如何通过综合体格局的设计，明智地协调人类活动，有效地保障各种过程的健康与安全。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为景观生态规划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景观生态学把水平生态过程与景观的空间格局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以决策为中心的和规划的可辩护性思想又向生态规划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Faludi，1987;Steinitz，1990）。
基于以上诸方面的认识，俞孔坚于1995年提出了景观生态规划的生态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s）方法（Yu，1995，1996;俞孔坚，1998，1999）。该方法把景观过程（包括城市的扩张，物种的空间运动，水和风的流动，灾害过程的扩散等）作为通过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景观控制和覆盖的过程。要有效地实现控制和覆盖，必须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性的空间位置和联系。这种战略位置和联系所形成的格局就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他们对维护和控制生态过程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要根据景观过程之动态和趋势，判别和设计生态安全格局。不同安全水平上的安全格局为城乡建设决策者的景观改变提供了辩护战略。因此，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不但同时考虑到水平生态过程和垂直生态过程，而且满足了规划的可辩护要求。
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尤其在把景观规划作为一个可操作、可辩护的而非自然决定论的过程，和在处理水平过程诸方面显示其意义。它克服了I.McHarg的“设计适应自然”模式中的两个致命的弱点：1）不能有效地处理景观的水平过程，如城市的空间扩张，物种的水平空间运动；2）把规划当作一个自然决定论的过程，而无法将决策过程中人的行为考虑进去。如在传统的生物保护规划中，生物往往被保护在一个划定的保护区内。事实上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保护区也很难维持保护对象的长久延续（Soule，1991;Erwin，1991）。而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则认为生物对整体景观都具有利用和控制的潜能，而景观中存在着某些潜在的格局，它们对生物的运动和维持过程有关键的影响，如果生物能占据这些格局并形成势力圈，生物便能最有效地利用景观，使景观具有功能上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最有效地维护生物和生态过程。因此，识别、设计和保护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是现代生物保护的重要战略。
景观安全格局理论把博弈论的防御战略，城市科学中的门槛值，生态与环境科学中的承载力，生态经济学中的安全最低标准等数值概念体现在空间格局之中，从而进一步用图形和几何的语言或理论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模型来研究景观过程的安全和持续问题，并与景观规划语言相统一。各个层次的安全格局则是土地利用辨护的战略防线和景观空间“交易”的依据。 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景观安全格局识别方法和模型，包括将水平过程，如火灾的蔓延、城市的扩张、物种的空间运动表达为三维潜在表面（Potential Surface）。潜在表面反应过程在景观中所遇到的阻力或控制景观的潜在可能性。结合理论地理学的表面分析模型，特别是Warntz的点、线、面分析模型（Warntz，1966，1967）根据潜在表面的空间特征如峰，谷，鞍，坡等，再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和图像处理技术识别安全格局。
多层次的景观安全格局，有助于更有效地谐调不同性质的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并为不同土地的开发利用之间的空间“交易”提供依据。某些生态过程的景观安全格局也可作为控制突发性灾害，如洪水，火灾等的战略性空间格局。景观安全格局理论与方法为解决如何在有限的国土面积上，以最经济和高效的景观格局，维护生态过程的健康与安全，控制灾害性过程，实现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性等提供了一个的新思维模式。对在土地有限的条件下实现良好的土地利用格局、安全和健康的人居环境，特别是恢复和重建中国大地上的城乡景观生态系统，或有效地阻止生态环境的恶化有潜在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近年来，在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的多个研究项目中都对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俞孔坚，1998，1999;Yu，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