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爱的追求是经常被用来对抗焦虑、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方式，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对【权力】病态的追求。
首先，对权力的追求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以对抗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的状态，我们已知这种状态乃是焦虑中的基本因素之一。神经症病人对自身任何一点软弱无能或丧失希望的感觉都十分敏感和极不情愿，他越是感到自己事实上的软弱，他也就越是焦虑地想要逃避一切看起来与软弱有某种相似性的东西。
其次，对权力的病态追求，使神经症患者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非理性的权力理想，这种理想使他相信：他应该能驾驭一切，无论是多么困难的处境，他都应该立刻就能对付它。这种理想渐渐与骄傲感联系起来，其结果，神经症患者不仅视软弱无能为一种危险，而且视为一种耻辱。他把人分为“强者”和“弱者”，崇拜强者而蔑视弱者。他对他视为软弱无能的一切毫不留情。他总是或多或少地瞧不起那些同意他的看法，顺从他的愿望的人，瞧不起那些内心有种种禁忌，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感，因而总是显得表情冷漠的人。同样，他也瞧不起他自己身上的这些品质。如果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焦虑和某种抑制，他就会感到屈辱，并因为自己有神经症而瞧不起自己，急于把这一事实掩盖起来。他也因自己不能独立对付这一困境而瞧不起自己。 对权力的追求所采取的这些特殊形式，取决于权力的缺乏是否是神经症病人最恐惧最蔑视的事情。我将要提到这种追求的一些特别常见的表现。
其中之一是：神经症病人往往既希望控制自己，也希望控制他人。凡不是由他发起或赞同的事情，他都不希望发生。这种对控制的追求可以采取一种淡化的形式，即有意识地允许他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却坚持要知道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旦有什么事情对他隐瞒，他就会勃然大怒。
同样，这种类型的人也往往希望自己永远正确，而一旦被证明出了错，即使仅仅是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出了错，他们也会变得十分恼怒。有时候，他们会强调希望预先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希望预期或预言各种可能性。这种态度可能是不愿意出现任何不能控制的局势，不愿冒任何风险的心理。对自我控制的强调表现为不愿意让任何感情摆布自己。患有神经症的女性可能会感受到某个男人对她的吸引力，但一旦他真的爱上她，她又会突然转而轻视他，看不起他。因为那就意味着失去控制和让自己被卷入到未知的领域中去。
另一种标志神经症病人对权力追求的态度是希望一切符合自己的愿望。如果他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恰好符合他的希望，或者不是恰好按他希望的方式，在他希望的时间去做，他就可能经常因此而恼怒。神经症病人自己往往并不知道他有一种支配一切的态度，至少是不知道这种态度对自己影响有多大。不承认这种态度，不改变这种态度，确实更符合他的利益，因为这种态度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样，也不应该让他人发现这种态度，因为如果他人发现了这一点，他就有失去他人的爱的危险。
这种不自觉的态度在恋爱关系中有着重要而微妙的意义。如果丈夫或情人未能恰好符合自己的期望，如果他迟到了，忘了打电话，或因事外出，女性神经症患者就会觉得他并不爱她。她把这种事情视为她不被人需要的证据，而没有意识到，她这种感觉乃是因为对方未能顺应她自己这种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愿望而产生的一种愤怒反应。这种谬误的确十分常见，它在极大程度上构成了不被人需要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神经症中往往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反应通常是从父母那儿习得的。一个支配欲很强的母亲，由于十分反感孩子公然不服从自己，往往会相信并声称这孩子并不爱她。在这种心理基础上，往往会产生出一种奇怪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几乎可以使一切恋爱关系归于失败。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女人由于瞧不起任何软弱无能而不可能爱一个“软弱”的男人，但她又因为总是希望自己的伴侣顺从自己，而同样不可能与一个“坚强”的男人相处。因此，她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男人是一个英雄，一个超人，而与此同时又十分软弱，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屈服于她的一切愿望。
追求权力的另一种态度是决不让步的态度。同意他人的意见或接受他人的建议（即使这些意见和建议被认为是正确的）会被神经症病人视为一种软弱，而且哪怕仅仅是想到要这样做，也会在神经症病人心中唤起一种逆反心理。那些顽固坚持这种态度的人往往会因为害怕屈服于他人，而矫枉过正地强迫自己采取一种相反的立场。这种态度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神经症病人在心中暗暗坚持认为世界应该适应他而不是他应该适应这世界。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一个基本困难就来源于这一点。对病人的分析治疗，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内省的知识，而是利用这种内省来改变病人的生活态度。而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尽管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有好处，却十分憎恶这种未来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对他来说即意味着最后的让步。在爱情关系中也同样包含着这种不能这样做的态度。 对权力的病态追求所包含的支配他人的倾向，并不一定公开的表现为一种针对他人的敌意。它可以伪装成有社会价值或人本主义性质的模样，表现为诸如给予忠告的态度，爱管闲事的态度，以及希望成为开创者或领导人的态度。但如果在这些态度中确实隐藏着敌意，那么他人（子女、伴侣、下属和雇员）便会感觉出来并对此作出或顺从或反抗的反应。神经症病人本人往往意识不到这当中包含的敌意。即使当他因事情不顺他心而勃然发怒时，他也仍然坚信不疑地认为：他这个人本质上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只因为他人竟然愚蠢到起而反对他，他才动了肝火。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形却是：神经症病人的敌意已经取得了文明的形式，一旦事情不能称心如意就会公开的爆发出来。使得他发怒的事情，很可能在其他人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对他的反对，而只不过是意见不同或没有按他的意见去办，但就是这些小事也可以使得他勃然发怒。我们不妨把这种支配他人的态度视为一种“安全阀”，经由这一安全阀，一定量的敌意可以用一种非破坏性的方式释放出来。由于这种态度本身乃是敌意的一种淡化了的表现，它也就为阻止纯粹破坏性的冲动提供了一种途径。 由他人之反对导致的愤怒，也可能受到压抑，而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这时受到压抑的敌意就可能产生新的焦虑。它可能表现为抑郁消沉或疲劳委顿。由于引起这些反应的事件是如此微不足道，因此它们完全不为人们所注意，而由于神经症病人意识不到他自己的这些反应，这种抑郁或焦虑的状态就可能看上去毫无任何外来刺激。只有精确的观察，才可能逐渐揭示刺激性事件与继之而来的反应两者之间的联系。 由这种强迫性的支配欲所产生的更深一层的特性，就是缺乏与人平等相处的能力。这种类型的人要么必须领导他人，要么必然感觉到完全茫然、六神无主和软弱无能。由于他是这样专制独裁，因而任何不能完全被他支配的事情，都会使他感到自己处于奴隶般的地位。如果他的愤怒受到压抑，这种压抑就会使他产生抑郁感、沮丧感和疲劳感。然而，这种软弱无能的感觉却可能仅仅是一种迂回方式，以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或表现自己因不能指挥他人而产生的敌意。
我们大多数人都熟知婚姻伴侣、兄弟姐妹、朋友伙伴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神经症病人往往表现得像一个奴隶主，他用他的软弱无能像鞭子一样抽打对方，以便驱使对方为他的意志服务，向对方索取无止境的关怀和帮助。这种状况的典型特征，就是神经症病人从未能够从别人为他作出的种种努力中获得任何好处，而只是报之以不断的埋怨和不断的要求。更坏的则是报之以责难，硬说别人忽视了他，亏待了他。 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行为。这种类型的病人可能会拼命要求帮助，然而，他们不仅不遵循医生的任何建议，而且还会对没有得到帮助表现出愤怒和怨恨。如果他们确实获得了某些帮助，因而对自己的某些性格特征有所了解，他们就会立刻坠入先前的苦恼之中。然而，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们会设法消除这种通过医生艰苦劳动得来的自我洞察和自我反省。最后，这些病人会再次迫使医生作出新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又注定将再次遭到失败。
病人从这种处境中可以得到双重满足：一方面，通过表现自己的软弱无能，迫使医生像奴隶一般为他服务，并获得一种胜利和满足。与此同时，这一策略又往往能够使医生产生无能为力之感，这样，由于病人自身的种种纠葛使他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支配别人，他便找到了一种消极的方式以支配别人。不用说，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满足完全是无意识的，就像为获得这种满足所运用的技巧也完全是无意识的一样。病人自己能够意识到的一切，只是他非常需要得到帮助而又没有能够得到帮助。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病人自己看来，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完全合情合理，而且他还觉得他有充分的权利对医生发火。尽管如此，病人却不可能不在内心深处意识到他正在玩弄一种狡计，并因此而害怕被人发现和被人报复。因此，出于自卫，他感到有必要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于是采取反守为攻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不是他暗中使坏，而是医生轻慢他、欺骗他和虐待了他。 在这种支配他人的态度中，往往可能包含太多的敌意，从而导致新的焦虑。而这又可能产生这样一些抑制作用，如不能下命令、不能下决心、不能表达确切的意见等。其结果则是神经症病人往往显得过分顺从，而这又反过来使他把自己的抑制作用误认为一种天生的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