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90年代以后经济衰退的覆辙呢？”我毕恭毕敬地请教。“不会。这是西方的恐惧心理在作祟。他们害怕中国的强大，所以总是巴不得中国出事。想想吧，欧盟28国，一共才6亿人口，而中国是16亿人口。单单是人口方面的优势就很说明问题了。”他斩钉截铁地说。突然他顿了一下，好像想起了什么，吸了口烟又补充道，“当然，印度也很有前途。”
一周前，我去日本旅行。在首都机场的吸烟室里，遇到了他——一位自称很有背景的国内政府高官。言谈中，他对国内形势仍然充满了自信。这和我以往的判断有很大差异（这两年我一直觉得国内泡沫很大、崩盘危险很大）。上了飞机后，反复回想在机场吸烟室这一幕，实在得不出什么结论的情况下，便又拿起我的新宠——哈佛公开课《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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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秋叶原—居酒屋。
欧阳：30岁，程序员
东方：31岁，程序员
令狐：40岁，程序员
“你胖了！看来国内生活不错啊。”欧阳一见到我笑着这样说。“没想到我过来吧。”令狐的出现让我喜出望外。居酒屋中，我们三人喝的开心，东拉西扯侃大山一直到末班车时间。然而，欢乐藏不住隐忧。。。
欧阳的问题——回国还是继续留在日本。
和他一起来日本的朋友，有不少已经回国了。不是技术原因，而是年龄原因。一过30岁，程序员们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回去早了不但没赚到钱，而且没有获得任何优势；回去晚了高不成低不就，工作都难找。
令狐的问题——在日本还能工作多久的问题。
技术好日语好，可是没有上升空间，回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极低。生活真的很无奈。
谈起了东方——他已经回国了。
在日本时，他每天早起洗澡，晚上按时睡觉，工作勤勤恳恳，一看就是个认真的人。但是他却日语一点儿也不学，据他自己说不喜欢日语。日本经济好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去工作，自有日语好的负责沟通，他做技术就可以了，但经济不好时，他不懂日语就很难找到活儿干了，于是他就回国了。说起这些，大家似乎并没有为东方感到什么遗憾，反倒觉得他做了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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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野—烤肉店-KTV
端木：35，倒产软件公司老板
西门：38，软件公司总经理
独孤：40，软件公司老板
“你怎么回来了？看我们笑话？”独孤这样问我。端木也有此一问。我笑着说：“怀念日本的风情了。不知道日本是否值得还留恋。”烤肉很好吃，K歌也很High，但是话题离不开经济，离不开前途。
端木的问题——怎样都行，先要坚持下去。
做外包公司曾经辉煌过一阵的他，被金融危机的大浪打的倾覆，成了程序员社长中的一员。所谓程序员社长，就是从事程序员工作的那些软件公司老板。金融危机之下，一大批日本软件外包公司由于没有了业务，社长被迫自我外包，形成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苦苦熬着，期盼着日本经济复苏，自己咸鱼翻身。
西门的问题——怎样才能命更好些。
西门原来就是外包公司的程序员。结果两个老板吵架拆伙，他想辞职走人，可结果是他补钱进去成了老板一员；过了一年，他和合伙人吵架，他想撤资走人，可结果是合伙人先忍不住撤了资，他成了老板；又过了一年，公司支持不下去了，他想关张回去打工，可结果是有公司注资，他成了控股方；又过了一年，公司支持不下去了，他想关张回去打工，可结果是合作公司增资变成大股东，他又潇洒起来了。
独孤的问题——活路在哪里？
独孤开软件公司十年多了。“30岁左右时就觉得钱哗哗地从天而降。金融危机前，大把公司请他去当CEO。”他回忆道，“可现在，只有自己扛着了。”他现在靠着日本政府的中小企业救济苦熬着。正准备开辟软件贩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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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东京-咖啡馆
上官：35，女，软件公司总经理
夏侯：35，程序员，前软件公司老板
司马：45，外包软件公司老板
“哦。我正在睡觉。昨晚喝酒喝到三点。等我睡醒了给你打回去。”当我10点左右联系司马时，司马正睡意朦胧。而等他回电话已经是24小时以后了。司马住在东京站附近，于是聚会地就选在了东京站附近的咖啡馆。我们一人一杯咖啡，围坐谈天。
上官：年纪轻轻的她，早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她审时度势，在泡沫破裂前卖出了自己的外包公司，并成了一家国内大型软件公司的日本分公司总经理。的确，日本人也是很势力的，如果你是一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日本代表，和你只是一家小软件公司老板时相比，地位上的不同犹如天上地下一般。看得出，她混的风生水起。
夏侯：能上能下，决断明快。这是大家对夏侯的评价。外包红火起来，他便跳进海中扑腾，金融风暴一来，他立马关张歇业，从新去当打工仔。钱也赚到了，风险也躲开了，更令大家佩服的是他的心态非常平衡。
司马：我眼中的成功人士。最早投身外包，公司发展的很稳，平衡把握地很好。现在公司的日本人雇员已经近百，在国内的分公司也有数百人了。目前他正准备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每次见到他，都感觉他又前进了，这让我嫉妒的眼睛就像块红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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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篇短文，希望程序员朋友们能从上述前辈们的经历经验中有所借鉴，至少想一下这个问题——我的未来究竟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