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Software Egineering“的后一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动名词，在中文里，我们翻译为名词”工程“，屏蔽了其”动词“属性。19698年NATO召开SE会议的目的是解决软件开发存在的经费、工期、质量（功能和非功能）等不可预测，无法计划，大量项目失败的危机。提出来向传统工程，例如，机械、建筑、制造工程等学习，让软件生产过程也能看见，摸得着。把”一抹黑“的、”变魔术“的软件开发过程，变成为：有序的、有计划的、可见的、可预测的（质量、工期、成本），进一步，可以向前追溯，查出责任，甚至要求负法律责任的工程过程。
研究SE的目的是提高软件生产力。而软件生产力源于: 劳动的人、所使用的工具和设备、工艺方法、以及把前面三个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
对于传统工程，劳动过程，无论是福特公司的流水线、还是建筑工程过程，其劳动过程可以事先规定下来，进行重复劳动。但是，人们认为软件生产是不行的，因为每个项目的需求都不一样、工期、质量和经费也不同，你如何重复劳动？
Humphery 提出了软件劳动的程序问题，最终演变为CMM/CMMI模型，他本人获得了美国总统颁发的大奖。他认为一个软件组织要从无序的劳动过程，提升为可重复的（Repeatable），然后是标准化或能够统一定义生产过程，再到可预测的量化管理，最终，能持续地对软件劳动过程进行优化。这个理论解决了不相同软件需求条件下的，软件劳动过程的工程有序性。 小到一个软件企业，大到一个国家或行业组织，要不断改进其组织管理能力，就可以提高组织的软件生产力。
用“工程化”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软件劳动过程的可变性，以及需要不断改进的过程。同时，软件劳动的工具与环境、劳动的人、工艺与方法也是需要不断地被改进，这些也是一个“工程化”改进过程。
对于“工程化”的另一个解释是德国人于1994年提出的“Enginering of Software Development”，即，软件开发的工程化，把Engineering放到前面，强调其作为一个动名词的动的侧面。
在中国，1992年，梁思礼先生(原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时，提“软件工程化”，其目的是要求软件工程技术人员向其他传统工程人员学习，把软件的研发、测试、发布和使用，搞成像火箭制造工程一样的，可以看得见的、有据可查的（可向前追溯的）、能够预测出软件故障（错误率）的、经费和工期可控的劳动过程，彻底消灭软件研制中的“自我设计、自我编程、自我测试，一包到底（三自一包）”的黑箱现象，通过工程质量的提高，解决软件质量。他说道：如果我们一下子做不到，那就当小学生，把美国的NASA、波音、SEI当做大学生，我们总归会学会的。这样，我们的软件生产能力才可以提高上去，质量和可靠性才是可预测的。
这个指导意见是成功的，在何新贵为组长的软件工程专家组的带领下，航天领域的软件工程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一起，保证了载人航天工程中软件的质量。中国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获得者王永志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梁先生提倡的软件工程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软件工程化》一书的英文，开始时时“Engineering of Software”，但编辑部认为作为一本教材还是保持“Software Engineering”为好。
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位副校长，直接提出改版时，应该改为：Engineering of Software，以强调软件工程是一个不断进步和改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