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简史三十讲》里的段落：英国的海外扩张自然是没少造孽，不过从它自身利益来说，在19世纪上半叶，相当聪明地制造出来一种“自由帝国主义”，不再以占领更多的殖民地为目标了，也不和其他列强过分地计较边界，而是致力于控制海洋通道，把殖民地连起来，尽可能利用全球资源，这让英国的投入产出比变得更有利。他们的鸦片贸易也是如此，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每个英国商人都可以加入进来，这让中国更吃不消了，鸦片战争就是这么打起来的。
不过，英国好像没法遏制对土地的贪婪本能。50年以后，它就又回到了抢占更多殖民地的老路，把扩张本身当成了目标，帝国随之越来越陆地化，越来越笨重，和新邻居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殖民侵略的边际效益也就随之越来越差了，直到这个重量把自身给压垮。
徐老师是用高度精炼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英国历史形成的一个法宝：那就是它很善于利用缓慢、可控的方法来管理自己的衰落和失败，不至于崩溃到四分五裂，能保守住自己的位置和体面。
我今天要说的是英国另一种失败管理，而这是以民间为主体的，是对国家社会问题的自发性纠正和补充。这套经验对我们当下的问题相当有价值。
我们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许多人都不再有家乡了。人口流动是中国当下最普遍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年轻人到北上深广，不只是追求更高的收入，也是为了挣脱“凡事讲关系”的地方生态，进入更现代、更公平的社会环境，但是代价也来了——他和家乡的亲近感被割断了，每年回家一次，反而是加大了隔阂。何况，还有很多地方陷入了“空心化”，村子里都没人了，那还说什么“老家”呢？而且，即便是在外地实现了买房落户，也未必就等于融入了当地，很可能对身边的环境都是陌生的，不知道同事的名字，没和对门的邻居说过一句话，最熟悉的只有千篇一律的商场和超市，但那并不是环境。人人都在流动，出现了一种比“想家”更大的空虚和困惑，那就是说得清籍贯，却说不清家园，所有对于故乡的美好描述，只是回忆和抒情，在现实里几乎找不到。但愿你不是这样，反正我是这样。
我没想到的是：我们可以在英国的民间公益事业里找到参考。人文季刊《单读》最近的一期主题是“全球真实故事”，邀请世界各地的记者和作家讲述身边发生的事，其中有一篇是旅英作家王梆的《英国民间观察：附近、公共和在地的造乡》，讲的是英国老百姓怎么创造公共空间，让她这个外国人也有了在老家的感觉。
英国民众的行动，可以说就是在对英国有关部门的失败进行管理。英国的传统慈善事业过去搞得不怎么样，18世纪的英国慈善学校会不断向穷孩子们灌输“贫穷是天意，慈善是恩赐”这样的观念。英国人类地理学家指出，这类机构从设置之初就不是单纯的善心，而是明确的交换，用一点财物来换取穷人对特权阶级的谦卑和服从，让等级观念更持久、更牢固。而19世纪的济贫院更糟糕，说是为穷人提供食宿、教育，实际上是血汗工厂。贫穷的女工甚至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关在一起，他们要被分开强制劳动。要说大英帝国缺起德来的时候，对本国人也是一样的。
今天怎么样呢？据王梆的观察，也不怎么样。她丈夫是英国当地人，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绰号“长颈鹿”，住过精神病院，有进食困难等间歇性精神障碍。长颈鹿想要领取残障津贴的话，就得每半年填一摞厚厚的精神评估报告，那份报告王梆翻过一次，是“谁填完了都会得精神病”的，果然，长颈鹿每填一回，状态就要恶化一次，还要再重新治疗，这就又没法工作了，半年以后，还要回来再申请，就这么陷入了死循环。
这种机制不见得是单纯的官僚主义。英国的保守派政客秉持“劳役就是赎罪”这样的新教主义传统，而激进的英国新自由主义政客坚信“福利就是放纵懒惰”，他们都倾向于设置这类技术手段来阻止生活困难的人领津贴。根据统计，这样的手段曾经每年造成上千人的死亡。
长颈鹿没死，是因为有社区民众自发管理的公共图书馆。在英国，几乎每个城区和乡镇都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公共礼堂是一个社区的心脏，马路是血管，图书馆是大脑”。十几年来，英国政府一遇到经济危机，都是倾向于保银行，先砍掉福利基金和图书馆这类公益服务。全国的图书馆能够延续至今，主要原因是民间社团在维持，那些在图书馆里举办的图书会活动，是附近居民重要的文化生活，他们会捐款，义卖，做义工，想方设法让这个社区大脑存活下来，不需要政府部门插手。
社区图书馆是怎么帮助长颈鹿这样的特殊人士呢？不是提供施舍，而是让他们参与进来，激发他们的自救意愿。
欧洲有个公益组织叫“以马忤斯流浪者之家”，创始人是一位参加过纳粹抵抗组织的法国神父。50年前的一个晚上，有一个绝望的人来找他，说自己刚刚刑满释放，家人不愿意接纳他，他想自杀。神父对他说：“我帮不了你，但是你正好可以帮我。我要为那些被遗弃的单身母亲们建立一座庇护所，你来修怎么样？”从此，他就开始招纳流浪汉们回收、修理和翻新旧物，用卖旧物的钱来养鸡鸭猪，种植作物，自力更生。
长颈鹿在图书馆里获得的就是这样的帮助。他唯一的爱好是读书，做图书管理员是他的梦想，而社区图书馆为他提供了这个职位。长颈鹿也从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买了一件旧的正装外套，开始积极地接受治疗，等着图书馆在疫情过去之后重新开放的时候去上班。
他在英国政府部门那里，就是一摞表格、一个数字，这些政策的指向只是驱赶他去做工；但是在社区邻居们眼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要为他寻找真正能做的事。与其让“长颈鹿们”自居为弱者，不如让他们参与到公益事业里来。这种来自民间的相互援助，被称为“自然的慈善”，它没有明确的救助和被救助界限。按照统计，36%的英国人会不定期从事义务社团工作，22%的人定期做义工。
这种公益模式还打破了传统慈善业的一些边界。
王梆参加了一个叫“再想象资源中心”的企业型民间社团的活动，它的广告是“不需要食物券，任何人只要支付2.5英镑就能捧走10样食品”。那种传统救助机制里的“食物券”，就可以说是一种有心机的边界，好像是说：你不能自认为是穷人就来接收救助，你得让我们考核一下你的资格。可是就算拿到了食物券，也只能换回来一些难吃的罐头。这是一种双重的侮辱。
可是在这个民间项目里，任何人支付了2.5英镑，换回来的都是新鲜优质的食物，除了奶制品和水果蔬菜，其他的包装食品保质期都有一两年，如果在超市里买，价格不下二三十磅。这些食物是社团从附近的超市、农场里找来的不影响食用的瑕疵品，过去会被直接扔掉。
这意味着一种新观念：尽可能取消公益事业的条件限制，拆除诸如国籍、种族、签证种类这样的门槛。如果有钱人愿意来领这些便宜的食物，要来吃免费的午餐也完全可以。我们看到，这既是在最大限度地鼓励公共参与，也是一种昂扬的尊严意识：那些制定政策的人小心翼翼地审核穷人的资格，而他们这些民众却大度地不去计较。
取消了公益事业的边界，让王梆这个外国人也找到了归属感，她称之为“造乡”，就是自己在新的地方建造一个家乡。
在历史上，英国的贵族们也干过和大英帝国差不多聪明的傻事，他们在几百年里热衷于兼并圈地，把过去允许平民自由采伐、放牧的公共用地全都给抢占了。这引起了从地方政府到民间的共同反弹，在19世纪终于出台了一项法令，要求贵族用划拨或者廉租的方式，把一部分领地交给地方和社区打理。两次世界大战是这种公共土地的重要增长时期。
这些公共用地发展出来一种新的公益形式：只要花很少的租金，就可以租一块地来自己种。王梆就申请到了一块，半块篮球场大小，年租金是21英镑。我算了一下，和我们黑龙江的水稻田租金差不多，比种玉米的旱田还是贵。当她把手伸进泥土里，挖出来自己种的第一筐土豆的时候，一下子就找到了“土地主人”的感觉，立刻加入了附近租户的群，和他们交流起种地的经验和信息来。
这种感受，对于我们“没有家乡”的困惑来说非常有启发——它也正是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附近”。附近就是你当下生活的附近，是你日常直接发生关系的那些人、那些地方，当然，也包括异国他乡和外国人。当大家通过彼此互助和沟通，走进对方的生活时，个人情绪、思想的投射能收到切实的反馈。这反而比被浪漫化的家乡更真实。
我们常说的淡定从容，好像是一种思想修养的境界。然而这种状态其实来自于对环境的认知，当一个人呆在他熟悉的、能掌控的环境里，他就是淡定从容的。如果你对附近的认知是全面、客观的，也会对自我形成明确的界定，也可能像在家乡一样的从容。
谢谢王梆用她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可以通过共同参与和互助，建立没有界限的“附近”，一起对抗没有家乡的焦虑。这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美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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