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互联网而言，法律条文其实是相当多的。有一个数字统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统计）是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所作。在08年出版的《中 外互联网及手机出版法律制度研究》中，郝提及截止06年11月，中国与互联网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共87件。这个数字距今已过五六年，有足够的理由相 信，这方面的律条数量应在三位数（媒介法专家魏永征教授则认为互联网行政法规有十余件，行政规章將近百件，各种规范性文件有三千多）。而在上一世纪，中国 互联网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可以这么说，在本世纪这十多年里，互联网的“有法可依”是狠做了一番文章的。
在这些律条之中，最常见的文字精神就是“许可”。各种律条都在这上面下足了功夫，为市场进入设计了林林总总的门槛。比如企业性质、比如注册资金。这 些门槛的设计原意是为了让“不符合要求的企业”不进入互联网来鱼目混珠，让整个市场所谓“有序竞争”。但事实上，谁又能判定在99年躲在西湖边上那个毛坯 别墅里的公司是“符合要求的”呢？而又有什么样的竞争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无序”呢？谁来判定“有序”还是“无序”？
法律在市场里，本意就是为了让市场更发达。但很多互联网律条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设计门槛之后，必然会对小型的、初创的公司不利。最近正在紧锣密鼓讨论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这个草案通过，那么中国互联网上，备案制将名存实亡。
在中国建立一个网站，取得一个备案是合法网站的必要条件。不过备案备案，就是报备即可，它的约束力是很低的。而进行电子商务的，或者很大型的网站， 一般还需要取得许可——也就是许可证制度——。中国的许可证制度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总体而言，许可就是“审批制”的，而非“报备制的”。许可比备案的 门槛高很多。
本草案的第十条中如是写道：“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由互联网用户向公众发布信息的服务，及提供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须经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 部门许可。”。对比一下原来的管理办法：“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第四条），门槛提高，已 经非常明显了。
什么叫“由互联网用户向公众发布信息的服务”？在任何一个门户网站内容页底下都有评论区、任何一个电商网站商品页下都有评论区的今天，这些算不算 “互联网用户向公众发布信息的服务”？字面上似乎都算，但如果一算，今天哪个互联网服务不弄点评论区、留言板的？这样的草案一旦通过，我看第一个死亡的， 就是独立博客、小型内容网站、移动领域中的社交类应用。
这个法条还有一个逻辑上很怪异的地方。法条里说，但凡这类服务，必须先得到许可。换句话说，没得到许可的，就不可以开展这种服务。那么，没有开展这 类服务的，凭什么给许可或不给许可呢？依据又是什么？一旦进入实操层面，可能就变成事实上如此：只有大公司才能得到许可。因为大公司必然早就展开这类服 务，其实也早就拿到许可。比如新浪微博之类。这种法条对大公司的事实上的偏袒，是极其明显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于本月9日刊出冀勇庆的文章《中国互联网：没有创新还剩什么？》， 谈到了互联网七雄对创新的阻碍，提出中国为什么实质性创新。文中大谈了一番巨头们对创新项目的借鉴和抄袭。而在我看来，制度层面的那些律条，也是阻碍创新 的因素之一，而且是重要因素。在这些律条下，“没有资质的公司”被挡在市场之外，而所谓“有资质的公司”，无非就是两种：早期进入蛮荒之地今天成长为巨头 的大公司，以及国家队性质的有主管单位的“国企”。
费正清曾经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律条就是保障特权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许可制的环境下，哪里还有什么小公司的腾挪之地。
于是这样的自我披露也就不奇怪了。马云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声称，他去年和政府开了40-50场会。不过，“我几乎不在媒体方面花费时间，因为媒体变得 非常复杂。”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是费正清那个比喻的最好注脚——我倒不是说马云在去向政府要捕鼠的特权，而是说，在中国，没有政府的关照，生意是很难做 大的。而与政府进行公关，草创的小公司哪里来这个可能。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彼岸从AOL到雅虎到谷歌到facebook的轮流坐庄，而在这里，当今互联网七雄，只有百度成立于2000年1月，其它的，统统是出生于上个世纪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