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里有一则寓言，说到有一个驼背老人，拿着竹杆粘树上的知了，一点就是一只，真好象在地上拣东西那样容易。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能这么巧时，老人回答说：“首先要练手腕，苦练五、六个月、如果练到在竿头放五个弹丸都不落下，那就可以象在地上拣东西一样百发百中了。另外，还要苦练站功和臂力。再就是，我捉知了时，身体象竖立的树桩一样，纹丝不动；拿着竹杆的胳膊伸出去，象枯树干一样，丝毫不颤。在这个时候，尽管天高地广，万物繁多，我的心里、眼里、却只有知了的翅膀。我全神贯注，不以天下的任何东西换去那知了的翅膀，这样，我粘起知了来，怎么会不得心应手呢？”
这个寓言说明了一个成功的奥秘∶这就是，要想作成任何一件事，或者获得任何一种技艺，都需要某种全神贯注。
在许多事情上，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唯一不同只不过是∶前者在做这些事情时更为全神贯注罢了。
法国当代一位深刻而颖悟的思想家薇依说：注意力的培养是学校教学的真正目的，并且可以说是唯一的意义所在。其他的意义都是第二位的。一切真正唤起注意力的学习都具有几乎是同等的意义。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真正集中注意力的努力都不会是徒劳的。如果人们真正全神贯注地去解决一个几何习题，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即使表面看起来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另一个神秘的领域中也还是取得了进展。 其成果肯定最终还会出现在智力的某个领域里，哪怕是同数学亳无关系的领域。
我们从粘蝉者的寓言也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很微小的对象，只要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去对待它，也能够取得很大的成果。而如果目标足够宏大和神圣呢？ 当然，对所有微小对象的全神贯注，都可以是一种朝向宏大和神圣目标的必要训练。
我们在学校里所学的功课，确实并不是我们今后都能用得上的，有些也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但是，它们都可以有一种训练我们全神贯注做某件事的意义，而且，我们甚至应当象薇依一样把这种意义看成是学校训练的主要意义∶如果不能够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做某件事，再多的知识又有什么用呢？且不说这些知识的获得本身也需要专心致志。
所以，如果我们累了，如果我们心里很不情愿，我们宁可暂时什么也不做，彻底地放松和休息一下，但如果我们必须做某件事，或者我们已经开始做了某件事，我们就应当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去做好它。
如果我们在小事上都能如此，我们就能在真正的大事来临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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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说的话：
读完这篇文章，突然发现全神贯注何尝不是我现在急需的呢。我失去了过去赖以生存的，以至于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引以为戒。